我在神经科学研究之路上的往事 （六）海德堡：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科学研究

五月的内卡河（Neckar）静静流淌，两岸古老的红瓦屋顶掩映在绿树之间，山坡上的海德堡城堡静静俯瞰着整座城市。几百年的教堂钟声悠然响起，空气中带着一点湿润的青草气息。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像是来留学，更像是误闯进了一幅油画。

三十岁的我，第一次出国踏上欧洲大陆。

一切都是新的。

街道是新的。

语言是新的。

生活方式是新的。

当然，还有我即将进入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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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大学建于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我来到这里时，学校正准备庆祝建校六百周年。

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如果把海德堡大学比作中国大学，大概相当于今天大家熟悉的”清华、北大”那样的地位。

能够来到这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更幸运的是，我要加入的是国际疼痛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实验室之一。

实验室主任，就是曼弗雷德·齐默尔曼（Manfred Zimmermann）教授。

第一次见到齐默尔曼教授，他比我想象中年轻。

身材并不高。

走路很快。

说话节奏更快。

有点狡黠的眼睛里始终带着一种科学家特有的敏锐。

他没有什么客套。

简单握手以后，便带着我参观实验室。

“这是你的实验台。”

“这是记录系统。”

“这是动物实验室。”

一路介绍下来，我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

倒不是因为语言。

而是因为眼前的一切，让我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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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让我学会了如何做神经电生理实验，那么德国，则第一次让我知道，什么叫现代科学研究。

国内实验室里，我们已经能够完成国际先进水平的单神经元记录。

这一点，我后来越来越有信心。

至少在实验技术本身，中德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距。

真正的差距，在实验结束以后。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数据采集系统时内心的震撼。

那是一套完全数字化的数据采集设备。

动物神经元放电以后，信号经过放大，直接进入计算机。

不用描图。

不用手工测量。

不用一张张透明坐标纸去数放电次数。

所有数据，直接存进一张五寸大软盘。

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张软盘会让我如此激动。

因为在国内，我从未真正接触过计算机。

出国以前，为了恶补一点计算机知识，我曾托朋友到省计算机研究所参观。

记得工作人员要求大家换上白大褂、穿上拖鞋，隔着玻璃远远看那台计算机。

那神情，就像参观大熊猫一样。

至于真正操作？

想都不用想。

后来回忆起来，我猜那台机器大概还是苹果Ⅱ或者类似的小型计算机。

可到了德国，计算机已经成为实验室每天工作的工具。其实，在当时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这里使用计算机的水平，绝对是世界领先水平，没有之一。

那一天，我站在记录系统旁边，看着神经元一个个动作电位实时出现在屏幕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原来，实验还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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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后面的数据分析。

实验结束以后，我们把记录好的软盘拿到距离大学不远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计算机系统。

今天大家听到CERN，第一个想到的大概是大型强子对撞机。

可在八十年代，它更是欧洲最先进的大型计算中心之一。

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SAS统计分析系统。SAS在德国的海外分支机构当时就在海德堡。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件大事。

年轻朋友现在打开电脑，各种语言工具包、AI工具应有尽有。

可在1985年，能够利用大型计算机系统完成复杂统计分析，已经属于世界前沿。

我第一次坐在终端前，看着程序一行一行运行。

输入数据。

建立模型。

统计分析。

自动绘图。

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一直拿算盘的人，忽然得到了一台超级计算机。

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在那里完成的。

当然，今天年轻人打开Word写论文，再普通不过。

而我当时面对的，却是一个纯字符界面。

没有鼠标。

没有Windows。

没有所见即所得。

论文里到处都是打印控制符和格式命令。

每改一页，都要重新编译、打印。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那已经是未来。

后来，我常常开玩笑：

“我这一辈子，和SAS的缘分，比很多老朋友还长。”

这一点也不夸张。

从1985年第一次接触它开始，一直到2024年退休，我最后一天上班，还在使用SAS。

整整四十年。

人生能够陪伴自己四十年的东西并不多。

SAS，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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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让我受益终身的，并不是这些先进设备。

而是德国人做科学的态度。

这一点，齐默尔曼教授给我的影响最深。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急性疼痛及镇痛实验。

动物全程处于严格控制的麻醉状态。

血压。

心率。

呼吸。

体温。

每一个指标都有连续监测，并保存记录多年。

刚开始，我觉得已经足够严谨了。

可实验结束以后，教授总会把所有记录重新检查一遍。

记得有一次，一组实验结果非常漂亮。

神经元反应十分稳定。

统计学意义也很好。

我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这些数据够写论文了。

教授却指着记录纸上一小段几乎看不出来的血压波动说：

“这一段不要。”

我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

他说：

“动物麻醉可能出现了变化。”

“可是数据很好。”

他笑了笑。

“正因为数据很好，所以更不能留下。”

后来，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科学研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没有结果。

而是明知道结果可能有问题，却舍不得放弃。

几十年来，无论后来在美国做博士后，还是进入制药企业，我始终记得齐默尔曼教授这句话。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实验要求。

更是一种从事科研工作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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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严谨，齐默尔曼教授还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如果晚上九点钟路过实验室，看见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不必惊讶。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很少有哪一天，他会在晚上十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他的精力似乎永远用不完。

白天指导实验。

晚上修改论文。

不时地组织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同时，他还是《Neuroscience Letters》主编，退休以后，还继续担任主编多年。

后来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国际疼痛研究协会、欧洲疼痛学会都愿意推举他担任主席。

因为他的组织能力，与科研能力一样出色。

当然，他也有另一面。

德国人特有的冷幽默。

略带一点讽刺。

有时一句玩笑，要过几分钟才能反应过来。

还有他那辆银灰色的大众Golf。

如果哪天有机会坐他的车，你最好提前系紧安全带。

教授开车和做实验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实验，一丝不苟。

开车，却像参加汽车拉力赛，当然，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

如果坐他的车出去，会让人觉得，自己参加的不是疼痛研究，而是‘’疼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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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夏天，我终于站在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前。

那一天，我忽然想起三年前刚到德国时那个连德语菜单都看不懂的自己。

如今，我不仅要用德语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还要回答教授们连续近两个小时的提问。

论文是德语写的。

答辩也是德语。

走出答辩的会议室的时候，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终于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人类科学博士学位——Dr. Hum. Sci.。

我知道，这张文凭真正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博士学位。

它意味着，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做科学，正式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

不是如何做实验。

而是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设计实验，如何怀疑自己的结果，又如何用最严谨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结论。

这三年，海德堡大学教给我的，远远超过了一纸学位。

它让我真正理解了科学精神。

这种精神，后来伴随了我一生。

2024年，齐默尔曼教授在海德堡逝世，享年九十岁。

消息传来时，我久久没有说话。

我和海德堡远隔千山万水，实验室早已物是人非。

那辆Golf也早已不知去向。

可每当我听见神经元放电熟悉的”啪啪”声，每当打开SAS程序，每当面对一组实验数据时，我总会想起那位站在实验台旁、语速飞快、目光锐利的德国教授。

他教会我的，不只是科研。

更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品格。

而我后来几十年的科研道路，都可以追溯到1985年那个五月的上午——那个我第一次走进海德堡大学第二生理研究所的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