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神经科学研究之路上的往事 （八）告别了实验室，却从未告别神经科学

神经科学确实是我的梦想。

可人生，并不仅仅只有梦想。

四十岁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二十二岁站在学校公告栏前，看见”恢复研究生招生”便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三十岁拖着行李第一次走进海德堡大学、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未知的留学生。

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

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怎样走？

九十年代，美国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青年教授越来越多。

科研经费越来越难申请。

一项课题，从提出设想到真正获得资助，往往需要几年时间。

即使拿到经费，也意味着新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而我作为一名外国研究人员，也开始认真考虑家庭、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

人生走到中年以后，每一个决定，都不再仅仅属于自己，家庭、子女的未来、、、、。

于是，我第一次离开了大学校园。

走进了企业。

走进了一个过去从未想过会进入的世界——药物研发。

那一年，我加入了葛兰素史克（GSK）的前身之一——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echam）。

从此，我的人生进入了第二条赛道。

---

很多人以为，我是从神经科学”转行”了。

其实，并没有。

至少在我心里，从来没有。

如果把科研比作一棵树，那么实验技术不过是树枝。

真正支撑整棵树的，是树根。

而神经科学留给我的，正是那些看不见的树根。

首先，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神经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所有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

为什么会疼？

为什么会遗忘？

为什么会运动？

为什么同样一种刺激，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每提出一个答案，又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后来进入药物研发，我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别人告诉我的结论，我总喜欢再问一句：

为什么？

很多年轻同事后来笑着说：

“傅老师总喜欢刨根问底。”

其实，这不是我的习惯。

而是神经科学留下的职业病。

---

第二，是数据。

如果说德国留给我的是科研精神，那么神经科学留给我的，就是对数据近乎固执的尊重。

一个神经元不会撒谎。

一条动作电位不会迎合你的假设。

数据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后来进入临床研究，再后来进入医疗大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Evidence），研究对象从猴子变成了病人，从几十个神经元变成几百万份医疗数据库。

研究工具变了。

研究规模变了。

可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变。

数据必须说真话。

我后来在GSK工作了二十九年。

从临床研究，到药物经济学，再到流行病学，再到真实世界大数据研究。

一路走来，几乎始终与数据打交道。

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开统计分析？”

我总会笑着回答：

“因为1985年，我在海德堡第一次遇见了SAS。”

这句话，一点也不是玩笑。

从德国第一次敲下SAS程序开始，到2024年退休，我最后一天上班，电脑屏幕上运行的，依然还是SAS。

整整四十年。

我这一生，坚持最长的一件事情，不是旅行。

不是摄影。

也不是写博客。

而是统计分析。

---

第三，是建模。

这一点，也许是神经科学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利用数学模型，解释神经元与运动之间复杂的关系？

后来进入制药企业，我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本质变化。

只是把神经元，换成了病人。

把动作电位，换成了临床数据。

把运动模型，换成了疾病模型。

统计学告诉我们的，从来不仅仅是显著性。

真正重要的是：

理解规律。

理解规律之后，才能预测未来。

很多年轻同事后来觉得，我喜欢把复杂问题画成流程图、关系图、模型图。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早就在神经科学实验室里养成了。

---

当然，神经科学教会我的，还有一样更加重要的东西。

谦卑。

研究大脑越久，就越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大脑大约拥有八百六十亿个神经元。

每一个神经元，又可以和成千上万个神经元建立联系。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

我们今天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科技发展这么快，再过几十年，人类一定能够彻底揭开大脑的秘密。

后来才发现，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会冒出十个新的问题。

脑科学就是这样。

它永远走在”已经知道”和”仍然未知”之间。

而这种未知，恰恰也是科学最大的魅力。

---

退休以后，有朋友问我：

“现在终于不用做科研了，轻松了吧？”

我笑着摇摇头。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科研。

只是方式变了。

年轻时，我用微电极记录神经元。

现在，我喜欢阅读最新的脑科学论文。

年轻时，我在实验室分析数据。

现在，我把这些故事写成博客。

年轻时，希望发表论文。

现在，更希望把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留下来。

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我们见证了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

见证了改革开放。

见证了第一代公派留学。

见证了中国科学一步步走向世界。

而我，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如果这些经历能够让年轻人知道，今天很多看似平常的机会，其实是多少代人努力争取来的；如果他们能够从我的故事里明白，坚持学习永远不会吃亏，科学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那么，我写下这些回忆，就已经足够了。

---

有人问过我：

“如果人生能够重新选择，你还会研究神经科学吗？”

我的回答从来没有犹豫。

会。

一定会。

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一个喜欢摆弄收音机、偷偷学英语的年轻人，因为一个带着”电”字的专业，走进了神经生理实验室。

后来，他去了海德堡。

去了美国。

研究疼痛。

研究运动。

研究大脑。

再后来，又带着神经科学赋予他的思维方式，走进了制药企业，在另一条道路上继续探索医学。

一路走来，将近半个世纪。

今天回头望去，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所有重要的经历，都不是彼此孤立的。

小时候拆过的每一台收音机，没有白拆。

农村里修过的每一台电器，没有白修。

偷偷背过的每一个英语单词，没有白背。

实验室里熬过的每一个深夜，没有白熬。

海德堡校正过的每一项实验参数，没有白校。

明尼苏达大学建立过的每一个统计模型，没有白建。

它们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最终汇聚成今天的我。

---

有人说，大脑是宇宙中最后一块大陆。

我很喜欢这句话。

可我更愿意把它改成另一种说法。

大脑，并不是等待征服的大陆。

它更像一座永远没有终点的迷宫。

我们每一代科学家，都只是举着一盏小小的灯，在黑暗中向前走了一小段路。

有人只照亮了脚下。

有人照亮了一米。

有人照亮了十米。

没有人能够走到终点。

而我，有幸举着这盏灯，至少照着自己走了将近二十五年。

虽然早已离开实验室，但那盏灯，从未熄灭。

它依然照亮着我今天阅读的一篇论文，写下的一篇博客，以及对这个世界始终不曾减弱的好奇心。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三位硕士恩师，献给曼弗雷德·齐默尔曼教授，献给所有曾经与我并肩探索人类大脑奥秘神经科学的同行们。

也献给那个1978年春天，站在学校公告栏前、还不知道未来会走多远的年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