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神经科学研究之路上的往事 （三）我差一点因为学英语读不成研究生

如果没有后来几位老教授替我说话，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会留在一所边缘地区的普通医院，当一名普通医生；不会去德国，不会去美国，更不会与神经科学结缘近半个世纪。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竟然只是因为——我偷偷学了英语。

今天讲出来，年轻人大概会觉得像听相声。

可那确确实实是真事。

---

1978年，研究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初试成绩出来以后，我顺利进入复试。

消息传回系里，有人为我高兴，也有人感到意外，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在大家眼里，我并不是一个”热门人物”。

我不爱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也不像有些同学那样积极表现自己，更谈不上天天围着领导转。

说得好听一点，叫”醉心学习”；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当时那个十分流行的评语——

“只专不红。”

这四个字，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可在那个年代，它的分量一点也不轻。

什么叫”只专不红”？

简单地说，就是业务不错，但政治上不够积极。

再直白一点，就是你只知道学习，不知道”要求进步”。

年轻的朋友看到这里，也许会问：”学习难道还有错吗？”

放在今天，当然没有错。

可历史从来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理解。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特殊年代。

在那个年代，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并不仅仅看成绩，更要看政治表现。

“又红又专”，是表面上最理想的人才。

如果只能二选一，很多时候，”红”甚至比”专”重要得多。

而我，很不幸，被划到了另一边。

---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进入复试以后，我们系党总支书记亲自去了一趟研究生招生委员会。

现在大学里的年轻老师，大概已经很难想象这种场景。

当时我们学校不少干部，都还是军医大学时期保留下来的管理模式。

系总支书记，又名‘’教导员’’的权威很大。

在学生眼里，他几乎代表着组织。

后来据老师告诉我，那位书记找到招生委员会以后，对几位教授说：

“这个学生不能录取。”

教授们问：”为什么？”

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

“政治上不要求进步。”

教授继续问：”有什么依据？”

据同学们反映，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小报告”。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他在”偷偷学习外语。”

学军的时候，他在背英语单词。

学农的时候，他还在看英文书。

别人劳动休息的时候，见过他拿着一本英语小词典。

……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忍不住苦笑。

今天家长花几万元送孩子参加英语培训班，唯恐学得不够；四十多年前，一个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居然可以成为一项”问题”。

时代变化之大，莫过于此。

当然，书记并不是故意专门和我过不去。

站在他的立场，他也是那个时代教育出来的人。

在他的价值体系里，一个学生如果满脑子想着专业知识，却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向‘’组织’’靠拢，或不找领导‘’谈心‘’，那就是”只专不红”，或者是“白专道路“。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中国已经开始变了。

---

我后来常常自嘲说：

“书记大人其实冤枉了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想”进步”。

恰恰相反。

年轻人谁不希望自己有出息？

谁不希望得到“组织”认可？

问题是，像我这样一个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多事情，并不是想努力就能努力得来的。

很多时候，连”红”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我只好把全部精力放到唯一一件自己还能掌控的事情上——学习。

这大概也是许多那个年代普通青年共同的选择。

既然改变不了出身，那就尽量改变自己。

至于未来有没有用，不知道。

反正，技多不压身。

幸运的是，那一年已经不是十年前。

文革刚结束不到两年。

知识分子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昔日地位，但已经开始重新拥有说话的底气。

招生委员会里面坐着的，没有了行政干部，而是一群真正做学问的教授。

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恢复研究生招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国家重新需要科学。

意味着大学重新需要学术。

意味着评价学生，不能再只看政治标签。

后来，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当时几位教授听完书记的意见以后，大家都表示了沉默。

但在这些老知识分子的内心，一种新的评价标准正在慢慢建立。

一个学生，可以首先因为学术能力而被认可。

后来，几位教授在讨论中一致认为，研究生招生首先应以学术能力为标准。

书记的“告状”最终没有被采纳。

我的录取通知书，也如期发了下来。

很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些老先生。

他们不仅维护了一个学生。

更维护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学术尊严。

---

1978年9月，我正式成为母校神经生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听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录取通知书。

可对我来说，却像一张驶向另一个世界的船票。

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的海德堡大学。

不会有齐默尔曼教授。

不会有德国的博士学位。

不会有美国的博士后。

更不会有后来几十年的科研人生。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

它并不会提前告诉你，哪一个路口最重要。

等你走过去几十年，再回头望时，才会忽然发现：

原来，当年改变自己一生的，不过是一张招生简章、一场考试、一封小报告，以及几位坚持原则、不肯向偏见低头的老教授。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帮助过我的几位恩师——李落英教授、马致远教授、王绍教授，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说一句谢谢。

但每当想起1978年的那个秋天，我都会在心里，向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因为他们相信的，不仅是一个年轻人。

他们相信的，是知识终究应该改变命运，是学术终究应该回归学术。

而我，不过是那个时代，幸运地受益于这种改变的人之一。

带着这份幸运，我终于走进了神经生理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