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神经科学研究之路上的往事 （五）从长春到海德堡——命运再次眷顾了我一次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硕士毕业不过意味着又完成了一个阶段。

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更像是一张重新改写命运的船票。

毕业后，我顺利留在母校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任教。

从学生变成老师，不过是一个暑假的事情。

可真正站上讲台的第一天，我心里还是直打鼓。

以前坐在下面听课，总觉得老师讲得天经地义。轮到自己站上讲台，才知道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背后往往需要准备几天。

我第一次体会到，老师最大的压力，并不是自己懂不懂，而是如何让学生懂。

为了讲好神经生理学，我几乎把硕士期间读过的教材重新翻了一遍。备课时，讲义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补充说明，生怕漏掉一个重要概念。还发挥了我刚刚做过研究的优势，增加了一些教材没有列入的还属于科学前沿，但可引起兴趣的内容。

年轻老师总有一种”证明自己”的冲动，我记忆力好，备课时，真的把要讲的内容全部默背下来，讲课全程完全脱稿。

学生认真听，我高兴。

学生提问，我更高兴。

因为我知道，他们开始思考了。

两年以后，我晋升为讲师。

现在看来，这只是履历上的一行字，可当时，却意味着我终于真正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如果人生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会像许多老师一样，在熟悉的校园里教书、做实验、培养学生，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可是，时代再次给了我一个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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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中国真正打开了国门。

“出国留学”四个字，第一次不再只是报纸上的新闻，而开始走进普通青年知识分子的梦想。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那种感觉。

现在，出国读书是一种选择。

而在当时，它更像是一扇突然打开的窗户。

窗外，是一个我们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

实验室是什么样？

国外大学是什么样？

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又是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更加向往。

那几年，校园里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再只是职称、工资，而是谁通过了教育部出国考试，谁拿到了奖学金，谁要去美国，谁要去德国。

几乎每个年轻教师心里，都藏着一个留学梦。

我当然也不例外。

说得坦白一点，我希望出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多拿一个学位。

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觉得，如果想真正做好科学研究，就必须出去看看。

看看世界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看看别人是怎样做实验、怎样思考问题、怎样组织科研工作的。

这种想法，后来证明完全正确。

当然，在计划经济年代，光有梦想是不够的。

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研究生毕业后，必须工作三年，才有资格申请公派出国。

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做实验，一边耐心等待。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83年，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英语水平考试——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今天看来，这个考试或许已经鲜为人知。但在那个年代，它几乎是所有公派留学人员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

考试结束后，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波澜。

英语，对我来说，早已不是最大的困难。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名额。

那时候，全国高校的留学指标都由教育部统一分配。

综合性大学自然占优势。

而我们医学院校，能够分到的名额少得可怜。

更何况，学校能够申请到的，大多还是非英语国家。

于是，命运再次替我做出了选择。

西德。

准确地说，是当时的联邦德国。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有点哭笑不得。

英语准备了这么多年，结果却要去学德语。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

不过，既然机会来了，就没有理由拒绝。

按教育部的安排，所有留德人员都要在北京语言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德语强化培训。

那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生活。

白天上课。

晚上背单词。

宿舍里每天都回荡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发音。

ä、ö、ü……

还有那些长得像火车一样的复合词。

刚开始，我总觉得德语不像一门语言，更像一块块积木，把几个单词拼成长长的一串。

记得第一次看到一个二十多个字母组成的德语名词，我盯着它看了半天，心想：

“德国人说一句话，嘴是不是特别累？”

后来才知道，真正累的不是嘴，而是脑子。不同英语，起码看见德语，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念出来。

但德语不仅要记单词，还要记阴阳中性、格的变化、动词变位……

每学一样，都觉得已经够复杂了。

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复杂的。

好在，人最大的潜力，往往是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激发出来的。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泡在德语里。

那半年，是我这一生学外语最拼命的时候。

后来很多人，包括后来的德国同事夸我德语不错。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是比别人多花了一点笨功夫，勉强支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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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赴德期间，另一件大事是要自己联系德国导师。

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

没有微信。

甚至国际长途电话都极少有人打。

所有联系，全靠航空信件。

寄出一封信，再收到回复，往往就是一个多月。

因为硕士期间一直关注国际疼痛研究领域的进展，包括德国。

在阅读文献时，有一个名字不断出现。

Manfred Zimmermann。

中文译作：曼弗雷德·齐默尔曼。

几乎每读几篇有关疼痛机制的论文，总会看到他的名字。

尤其是他关于疼痛机制的一系列研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国际疼痛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更是国际疼痛研究协会（IASP）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欧洲疼痛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实验室，正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第二生理研究所。

那时，我想就是他了。

以我当时的德语ABC，还是英语更为顺手，于是，用英文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里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硕士研究工作以及未来希望继续从事疼痛研究的想法，还附上了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

信寄出去以后，我耐心等待。

因为我知道，这样一位国际知名教授，每天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信不知有多少。

一个来自中国年轻教师的申请，大概很容易淹没其中。

两个多月以后，一封印着Universität Heidelberg字样的航空信寄到了我的手中。

我至今还记得拆开信封时那种心跳加快的感觉。

齐默尔曼教授亲自回信了。

信写得非常诚恳。

他欢迎我加入他的实验室，并正式邀请我到海德堡大学开展研究工作。

那一刻，我坐在办公室里，反反复复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这毕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件大事，齐默尔曼教授回信的原件我一直保留至今。

窗外是长春熟悉的校园。

而信里的海德堡，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个陌生名字。

我不知道未来会遇见什么。

也不知道德国会怎样改变我的人生。

但我知道，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向我打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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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我终于踏上了飞往欧洲的国航航班。

飞机缓缓离开北京首都机场跑道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着越来越小的大地。

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兴奋的是，我终于要走进那个只在论文和书本里想象过的科学世界。

忐忑的是，我已经三十岁了。

英语虽然还能应付，可德语才刚刚起步。

前面等待我的，不仅是陌生的国家、陌生的文化，还有一座世界著名大学，以及一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跟上他们的脚步。

飞机穿越西伯利亚上空时，我忽然想起七年前那个站在学校公告栏前，看着研究生招生简章发呆的年轻人。

如果当时没有恢复研究生招生，如果没有几位恩师的坚持，如果没有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答案。

人生不能假设。

它只会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向下一个未知。

而我人生最精彩的一段旅程，即将在一座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大学里开始。

海德堡，我来了。